二十年前，许多中国创业者和投资人被一本名为《硅谷之火》的书所打动，甚至因此开启了崭新的人生道路。

当时的人们相信，互联网的兴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平权。世界正在被抹平，相隔千里的人也可以置身在同一片天空下。

而如今这一切已经变得遥远。在疫情带来的物理封锁，以及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之下，我们仿佛越来越身处在自给自足的时代里。商业世界中，不同地区的信息不对称和偏见也更加突出。硅谷和中国也越来越像两个平行世界。

重新认识欧洲

2020年上半年的一天，复星集团的一位医疗投资人为朋友们送出了一份伴手礼：一副英超（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狼队的口罩周边。这款口罩是欧洲版型的设计，让人不由想起近日取得连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经常佩戴的那副剪裁得体、能紧密贴合欧洲人高鼻梁的时尚单品。

这缘起于5年前的一笔交易：2016年，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以4500万英镑将英超狼队收入囊中。

这笔投资能很大程度代表过去数年间中国民营资本对欧洲的偏好：倾斜于吃喝玩乐，以及一些相对传统的行业。比如张近东以2.7亿欧元入主意甲豪门国际米兰；王健林收购了欧洲最大院线 Odeon UC；腾讯86亿美元接手芬兰游戏公司 Supercell 的绝大多数股权。当然这些布局都更接近于大公司的海外落棋，而不属于财务投资基金的机会。

但事情正在起变化。

据笔者了解，BAI 资本正在筹建柏林办公室，届时他们将有投资团队常驻于此。“欧洲过去在软件、高端制造领域一直根基很深，今天在新兴的 Web 3.0 赛道也有望在欧洲看到更多机会。”BAI 资本创始及管理合伙人龙宇告诉我们。BAI 资本有着贝塔斯曼集团庞大的欧洲资源和全球网络，他们致力于成为“中国创投界在欧洲的枢纽”。

更剧烈的变化在美国也同步显现。

今年3月，Coatue 聘请了曾就职于欧洲投资机构 Index Venture 的知名投资人 Sarah Cannon。她将领导 Coatue 在欧洲的投资。而最早之前的2020年3月，红杉从比它更早深耕欧洲的竞争对手 Accel 那里挖走了罗马尼亚裔明星投资人 Luciana Lixandru 。Lightspeed 则聘请了欧洲早期风险投资公司 Northzone 的 Paul Murphy，领导其在伦敦的欧洲前哨。

Luciana 以及 Paul 都长时间深耕欧洲。如 Luciana 在欧洲的成功投资案例就包括了 UiPath 这家欧洲诞生的软件小巨头，以及伦敦上市的食品配送平台 Deliveroo。而 Coatue 选择的 Sarah Cannon，尽管此前长居美国，但她却曾以一家欧洲基金的身份成功投资了 Notion 和 Slack 这两家美国超级独角兽。

除此之外，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General Catalyst 等美元 VC 在过去两年里，要么开设了新的欧洲办事处，要么开始了活跃的投资。风投行业搅局者 Tiger Global 等对冲基金也开始了在伦敦的扩张。

如此的繁盛景象，一度让人们忘记了欧洲创投曾经的历史困局。

过去十年，美国和中国被认为是风险投资最重要的市场。而拥有超过4.5亿人口以及14.45万亿 GDP 的欧盟，其创业投资市场却与这一经济人口基本面并不相匹配——尽管欧洲的 old money 一直是世界范围内最不可忽视的出资者之一。

一份疫情前的统计，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平台公司市值蛋糕中，中国占据18%，而欧洲仅占4%。“尽管欧洲一定程度上缺席了互联网时代，但如果拉到更长时间维度来看，这只能说明他们在马拉松的前三公里表现落后。”龙宇向我们强调。

今天的欧洲的确需要被重新认识。

与过去的创业荒漠相比，欧洲在单笔融资规模上已能比肩中国，并且还拥有宽泛的赛道选择。去年欧洲发生了多项创造历史的大额融资案例，比如瑞典的电池公司 Northvolt 筹集了27.5亿美金，这是一个与中国蜂巢能源2021年融到的200亿元人民币几乎持平的数字；在金融科技领域，欧洲版“花呗”Klarna 一年完成两轮募资，从包括软银愿景等机构方获得一共16.39亿美元融资，并且估值达到了456亿美元，它已经是海外市场仅次于美国 Stripe 的 Buy Now Pay Latter 赛道的消费金融科技公司。同时 Web 3.0 概念下的加密领域投资也在欧洲表现活跃。

从更宏观的数据看，去年欧洲初创企业融资规模达到千亿欧元水平，相较2020年翻倍。仅一年的资金增量就已经达到了东南亚和非洲创业融资规模总和。同时，欧洲在去年的独角兽总额已经达到了321家，仅一年的增幅就达到了98家。目前来看，欧洲独角兽公司总数已相当接近中国。

欧洲的热潮在今年似乎愈演愈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英国互联网投融资金额达119亿美元，同比大涨了109.3%。

这是一场更胜于之前新兴经济体淘金热的狂欢，也是全球风险资本故事底层逻辑的一次转变。

失去的十年

2010年对欧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的8月10日，欧洲最知名的科技公司 Skype 提交了 IPO 申请。但华尔街似乎对它并不感兴趣。这家即时聊天软件公司的成长轨迹基本概括了欧洲互联网创业公司的早年境遇：Skype 两度易手，命途多舛，但到终局也很难突破美国科技巨头的紧密封锁。

上市的计划最终草草收场。除了其本身较低的利润率外，当时大部分的市场共识认为，在即将拉开序幕的移动互联网时代，Skype 还将面临来自谷歌和苹果的严重竞争威胁。仅此一项就足以让华尔街与之保持距离。次年，Skype 被以8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微软，这也是后者有史以来的最大一笔收购。

回头来看同一时期的中国互联网科技公司，这是独属他们的美好时光。2010年中国的新经济公司再一次扎堆美股上市，如优酷与当当网同天登录纽交所，创下不俗涨幅，而之后的一周内还有4家中国企业成功登陆美国资本市场。

与欧洲相比中国的优势巨大：庞大的人口基数，统一的语言，以及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等等。在过去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是互联网行业最好的试验场，而欧洲有太多掣肘。

总部位于伦敦的外卖平台公司 Deliveroo 成立于2012年，几乎和美团在同一时间开展外卖配送业务。但是到2018年，美团 IPO 时已经达到了约600亿美元的市值，而它的这家对标公司估值仅不到40亿。

德国问答平台 Gutefrage 是另一个很好的例证。它比知乎的创立时间更是前推了4年。这家公司成立之后仅专注于德国本土市场，用户规模最大时也仅在三百万左右徘徊。按照2017年到2018年左右的节点看，中国的知乎用掉和 Gutefrage 相同的时间，换来了超过了1个亿的中国本土注册用户。而 Gutefrage 的2017年到2018年用户增长基本停滞，同时美国问答平台鼻祖 Quora 推出德语版，凭借庞大的资金强势入侵德国市场。Gutefrage 在用户的叛逃中迅速溃败。

在互联网时代，欧洲 To C 的创业公司大多小而美，很难真正意义上做大。

一定程度上由于欧洲本土的可投标的有限，许多当地风投基金一直在寻求跨国经营。典型的例子包括 Index Venture，它在2010年以后开始活跃的海外扩张，除了成功支持了欧洲一众金融科技公司以外，还投资了美国免佣金证券交易平台 Robinhood 等在内的美国企业。比如凯辉基金投资的知名案例除了本土项目外还包括 Chime（美国高估值金融科技独角兽）、Facily（巴西增长最快的电商平台）、以及 FinAccel（印尼体量最大、发展最快的 BNPL 平台）等。

根据一份2020年英国脱欧之前的统计，90%的欧洲投资公司在其本国以外设有办公室，51%在欧盟以外设有办公室。相比之下，美国风险投资公司中只有29%拥有国际业务。

投资人们不看好欧洲似乎是必然的。除了本身的地缘问题外，这还关乎于风险资本的底层话语体系。

曾经的东南亚热时，投资人们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东南亚有6.6亿的新增移动互联网用户，中国或美国成熟的模式将在那里野蛮生长。”而当他们又看向非洲时，则会讨论非洲的下一个十亿人上网将带来多大的想象力。但在欧洲，投资人们看到了这个市场已经为 Meta、亚马逊以及 Google 各贡献了至少四分之一的收入。在 C 端的市场，欧洲创业公司还在面临比新兴经济体更加激烈的竞争。

事实上，直到2018年，伴随斯德哥尔摩流媒体音乐巨头 Spotify 和阿姆斯特丹金融科技公司 Adyen 两家欧洲公司迎来了蔚为壮观的 IPO，风险资本们才开始对欧洲创业公司刮目相看。相同年份的中国则是腾讯音乐纳斯达克敲钟，以及蚂蚁金服完成140亿美元融资后，估值冲上1500亿美金，成为全球最大的独角兽公司。

对于一家欧洲创业公司而言，想要做大，美国市场是他们需要面对的一大挑战。

回溯这两家公司的历程，最重要的时间节点还是在2010。这一年，初露锋芒的Spotify与Adyen正计划进入美国市场。在11年前的美国商业报道中，还有一些Google将要收购Spotify的坊间传闻。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美国资本市场对一家欧洲公司到来所持有的看空心态。

Spotify 的逆袭之路，更能凸显一家欧洲公司在美国的生存艰难。

2010 年进入美国时，Spotify 的用户已经达到500万，增长速度也正在转向快车道。但在当时的美国，乔布斯与上游内容供应商签订的协议是以单曲销售为主，而 Spotify 对美国音乐生态带来的改变将是颠覆性的——它以用户播放次数计费。与一次性付费不同，流媒体是将同样收入均摊到更长时间段，同时也可以通过计次免费的方式获取更多的用户。

乔布斯在 Spotify 版权谈判中扮演了重要的阻碍角色：包括了利用自己与环球唱片等关系，试图阻拦 Spotify 获得美国市场的入场券。但幸运的是，乔布斯的做法招来了美国反垄断的调查。最终 Spotiy 以更友好的条约获得了美国环球唱片以及华纳音乐等上游厂商的支持。这其中包括了降低平台分成比例，以及一些保证上游权益的股权对赌。毕竟对于上游来讲，放任苹果一家独大也不是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而苹果则在2010年阻止 Spotify 未果后，用8000万美元价格收购另外一家流媒体平台 Lala，其后继续收购 Beats 进一步促成了 Apple Music 的推出。新一轮的竞争下，Spotify 则加大了与另外一家美国科技巨头 Facebook 之间的合作，将音乐软件内嵌于社交平台上，一方面帮助 Spotiy 获得更多流量，而另一方面 Facebook 提高了用户粘性。

在两个巨头的夹缝之间，Spotify 终于在三年后突围成功。2014年上半年，Spotify 用户增长达到1100万，环比增长50%。

这让欧洲的 CEO 们相信，美国巨头并非不可战胜，同时也在逐渐改变美国市场的整体偏见。

寻求一个闭环

创投行业如要拥有长周期的勃兴，不仅于产业基础、政策有关，往往也高度仰赖于退出渠道的通达。

虽然退出渠道和创投兴衰谁更重要，是一个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学问题。但过去多年，欧洲本土的创业项目的确是稀缺和分散的。

直到2018年之后，伴随着 Spotify 与 Adyen 上市，欧洲开始迎来比历史同期更多的独角兽，仅金融科技领域就能看到柏林的 N26、伦敦的 Transferwise 以及斯德哥尔摩的 Klarna 等。

也在这段时间，深耕欧洲较早的美国深口袋 T. Rowe Price（他的创始人 Price 先于巴菲特被誉为美国价值投资之父）和对冲基金 Coutue 投资了一家罗马尼亚起家的 RPA 软件平台公司—— UiPath，标志着欧洲出现了新品种的全球化科技标的，其上市后也成为了纽交所历史上第三大软件公司 IPO。

在互联网时代，国家人口基数少、老龄化、以及移民素质较低——这几个是最不利好欧洲创投的因素，但在 To B 时代这或许会成为竞争力。

长期以来的劳动力缺乏让欧洲公司对于效率提升的软件工具有天然的接受度。比如在德国，中小企业贡献了70%以上的 GDP——这一数据也说明了欧洲为软件服务公司提供了庞大的试验场。事实上，世界最大的非美国软件公司 SAP 就诞生在德国。而 UiPath 虽然诞生于罗马尼亚，但是首个支持 Uipath 的风险投资基金 EBV 也来自德国。

创业者的乘数效应也在同步发生。

去年9月，一家欧洲知名创投基金在 Zoom 上的一场募资路演中，投资人用略带东欧口音的英语高亢的向 LP 们介绍一些欧洲当前的状况。在 LP 问及欧洲当前创业人群的问题时，他回答说欧洲正在生产更多的 Skype “黑帮”。

被微软收购后，Skype 包括 CEO 在内的十余位创始人和员工的再次创业都获得了显著的成功，并与美国的 Paypal 黑帮相对标。其中 Skype 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Niklas Zennström 在伦敦建立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 Atomico、 联合创始人 Janus Friis 与另一位 Skype 黑帮成员 Ahti Heinla 共同创立机器人送货公司 Starship Technologies、Skype 的首位员工 Taavet Hinrikus 创立了货币兑换平台 TransferWise 等。

今天欧洲人的造富欲望似乎比以往更强。这样的群体正在壮大，那位带着东欧口音的投资人还列举了瑞典 Spotify “黑帮”、法国 Critio “黑帮”、德国 Zalando “黑帮”等分裂出的更多创业团队，尽管他们大多目前还不太知名。

今天已经是可以讨论改变的时候了。

“欧洲本土的创业生态一直缺乏闭环，但现在变得可能了。”今年3月凯辉 VC 线创新基金的联合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 Denis Barrier 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指出，欧洲也需要一个纳斯达克。他认为过去欧洲市场总是在融资上欠缺临门一脚，但现由于创业公司的丰富变得可能了。

这或许和中国一样，中国创造了自己的创业板和科创板。“这个过程会漫长，但对于欧洲来讲拥有一个完整周期很重要。”

在欧洲市场，目前最主要证券交易包括德国法兰克福交易所、英国伦敦交易所以及泛欧交易所（欧洲首家跨国交易所，泛欧交易所成立于2000年，由阿姆斯特丹、巴黎和布鲁塞尔交易所合并而成）。其中2021年泛欧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市值增速以及发行数量已经超过了港交所，位居全球第四。但在一些投资人看来，这依然不够：欧洲现有的交易所无法像纳斯达克一样为科技型创业公司给出更高的溢价，而导致欧洲创业公司赴美上市。

不过，也有一个意外的变量发生在今年年初。今年以来，欧洲的交易所 IPO 发行数量同比下滑83%，跌幅高于全球平均。对此较为普遍的解释是，美元加息预期影响了欧洲二级市场流动性，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事也削弱了欧洲经济的增长信心。这或许会将欧洲纳斯达克的设想推迟一步。

欧洲未来航道与中国

2021年底，Bitkom（德国信息和电信行业协会）负责人、欧盟 RegTrax 撰稿人 Patrick Hansen 在斯坦福法学院的一篇博客文章称，加密行业将使欧盟在财务上独立于美国，Crypto 和 Web3 代表了欧洲最大的金融、经济和地缘政治机会之一。

上世纪40年代至今，世界金融秩序已经更迭了两代：第一代是以黄金美元锚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第二代则是统治至今天的美元石油体系。而在过去的20年，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的多极化发展，秩序始终面临崩坏和调整。如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日益频繁的地缘政治摩擦。这是隐藏于这一次欧洲创投崛起下的时代魔幻。

欧洲在 Web2 时代的落后令它焦虑。这也揭示了为什么以最谨慎著称的欧盟监管，对于数字货币态度甚至要宽松于美国。欧洲创投行业对加密赛道的野心已显露无疑，并且也有很高的接受度。一位 EBV 的前投资人对笔者介绍称，在2014年我们就已经开始用比特币作为 Carry 分配给投资人了。

在 BAI 资本龙宇看来，从 FTA（自由贸易协定）衍生到区块链技术应用的任何相关领域不只是数字货币而已，这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应用。套用以往的话语体系，这是欧洲的弯道超车的机会。

一直以来，欧洲是极难准确描述的泛地理概念，因为它拥有太多含义。其中最主要的三层中包含了“欧盟”这一政治意义上的欧洲，以及“欧元区”这一经济意义上的欧洲。而在军事上他又被囊括于北约。在被这些语义涵盖的国家中，他们彼此争闹不止，而大部分时间又一致对外。甚至有人将他们形容为一个分布式的开放群体。当然他们或多或少都些带有强大本土经济与金融贸易的立场。

“相比于国内，欧洲的变化还是很快，错过一家欧洲加密科技公司的忧虑对很多投资人来说应该也是存在的。”一位已经看向欧洲的美元基金负责人告诉笔者。但是他还是试图强调，过去我们将中国称为 Web 2 时期的红利获得者，今天的欧洲可能会成为 Web 3 加密时代的强者。

从前欧洲创业投资市场对于中国的意义并不明显。除了一小部分头部创投机构和 BAI、凯辉这样的特例外，大多数中国机构对于欧洲既不像对美国那样拥有众多美元机构网络维系商业上的信息流，也不像东南亚市场那样拥有一些侨民上的文化链接。

尽管如此，中国在欧洲技术上更早期的投资与合作是一直存的，只是从金额和频率上看并不足以吸引眼球。如复星此前在欧洲还有一些药物和医疗器械方面的布局，在疫情爆发后的几个月，复星医药也迅速宣布了与德国拜恩泰科在 mRNA 疫苗上的合作。

而欧洲对于中国投资人的价值是显见的。除了加密技术外，欧洲还具有庞大的工业以及半导体产业基础，传统的如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芯片公司英飞凌、意法半导体等。而新一代的车规级半导体产品则在欧洲奔驰、宝马、大众等汽车公司推出更多的新能源车刺激下爆发了强烈的需求。

对于愈发讲求全球化思路的中国投资人和创业者来说，这些都是可能存在的巨大机遇。

在市场经济的串联下，欧洲创业市场也在印证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行走于世界各地，它不仅创造财富，还对社会有着巨大的改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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