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这14年里最让我记忆深刻的作品，当属2002—2004年SARS流行期间的系列报道。从2002年冬天广东的第一个病例开始，到2004年夏天最后一例病人在安徽合肥出院，幽灵般的病毒一直是我追踪的对象。我和《南方周末》的同事们暗访了藏有大量果子狸的广东某野生动物地下交易市场，追查广东、北京、山西三大疫区的传播链条，进入北京地坛医院记录救治现场，全程跟踪病人遗体火化，并见证了关于口罩的真实与谎言。

图注：2007年夏，《南方周末》头版刊文《神雕之死》，破解了青海—广州地下野生动物交易市场黑幕。《源流说》在“采访说”小节中，解密其幕后新闻，并阐述了调查报道的技巧。

2003年4月，在山西兴县一个村庄采访农村防疫情况时，我差点从一百多米高的悬崖上跌落；同年11月，我和同事林楚方联名发表的作品《SARS爆发一周年回访：我们活着，坚持着》，描述了病人们因严重的后遗症——股骨头坏死——而导致的凄惨生活，至今读起来仍让人泪流满面。

而在两次疫情暴发之间的17年里，内容创作者的结构发生了巨变。自媒体悄然崛起，各种“号”铺天盖地，在某些方面的影响力甚至超越了机构媒体。但在这次疫情中，冲在一线的依然是那些优秀的传统媒体记者，这些媒体除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这“三大家”之外，还包括《财新周刊》《财经》《三联生活周刊》《人物》，以及我的老东家——《中国新闻周刊》和《南方周末》。当我看到《中国新闻周刊》社长夏春平戴着口罩、拎着行李匆匆登上前往武汉列车的照片时，一种久违的冲动涌上心头。对于真正的战士而言，无所谓年龄、无所谓职务、无所谓身处何方，只要听到战斗的号角，他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归队奔赴前线，用血肉之躯保卫岁月静好。

图注：2020年2月，《第一财经》封面。献给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牺牲的烈士，以及每一位为抗疫作出贡献的人。

所以，在“选题、采访、写作、包装”的背后，是内容源的另外8个字：真相、勇气、责任、信仰。无论是机构媒体还是自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包括国家花大力气打造的“融媒体”，都是概念和形式，只有讲真话、负责任的媒体才是好媒体。失去了这些内涵，再高明的技术流派，再完美的理论体系，也是无本之木，无舵之船。

在类似《南方周末》这样的传统媒体里，记者负责内容生产，责任编辑负责版面处理。哪篇稿子能上、哪篇稿子会被“枪毙”，谁是头条、谁是二条，取决于编辑和总编辑的选择。我2012年进入搜狐网出任新闻中心总监时，PC端的编辑也掌握着对稿件生杀予夺的权力。

在记者手里、没能上版或上页面的内容，是源；当编辑同意发布，内容与阅读者见面后，是流。这与瘟疫传播的道理相同——病毒是源，而当它通过中间宿主传播到人身上并形成“人传人”时，就变成了流。

流的核心是排序逻辑，也就是谁是头条、谁是二条。由编辑决定头条、二条的信息流， 我们称之为“编辑流”。今天，在财新、澎湃等新闻客户端上，编辑排序仍是主要的方式。

2012年，是移动互联网崛起元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3G到4G的跨越，两个划时代的产品诞生了——一个是微信的“朋友圈”功能上线，它代表着社交信息流，在这里看到的是被关注者的动态；另一个是今日头条，它代表着智能传播，也就是算法流，“你关心的，才是头条”就是其背后的推荐逻辑。

从此，编辑流、社交流、算法流三足鼎立，信息的传播在加速、分发的效率在提升，大量的信息需求又倒逼着生产者创作出更加丰富的内容，内容小溪流变成了大江东去。

在源、流的“提速”中，我的转型也开始了——从专注内容生产，到生产、分发兼顾。特别是在2013年10月担任总编辑之后，视野和格局已经远超之前。在6年的总编辑时间里，我完成了搜狐网“分源、分流”的媒体融合变革；搭建了一点资讯自媒体平台，打通了源与流之间的交汇点；并和工程师一起，建立了“算法+编辑”“智能+人工”的“二流合一”的分发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了用户的重要性、数据的重要性。

在传统媒体那里，只有读者、观众、听众的概念；到了互联网，它们被统一称为“用户”。这并不是简单的称谓变化，而是理念的变化。我们不知道读者、观众、听众是谁， 因为无法追踪他们，但用户可以。进入后台，调取用户日志，他们看了什么、评论了什么、转发了什么，他们的兴趣和爱好，一目了然。这些用户的行为会以数据的方式表现出来—— 比如某个用户今年阅读了5篇关于疫情的文章，针对每篇文章发表了1条评论等。

正因为掌握了这些数据，所以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对源与流进行运营——这就是用户思维。从编辑思维到用户思维，是传统媒体人转型的根本。马云曾经说过，“大数据是新时代的生产资料”，而在这样的特殊环境里，简直是“救命资料”。

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把数据和事件结合起来，把理性和感性结合起来，这也许就是一个拥有互联网和算法背景的职业媒体人的优势所在，也是《源流说》一书的看点。

《源流说》的字数在逐渐增加，理论体系也变得逐步丰满起来。

第一章是概论：包括内容生产与分发的44条基本法则，以及一篇解释内容生态的长文。

第二章讲源：前台是作品；后台是作者。作品又可拆分为选题、采访、写作、包装；而作者就是“号”。

第三章讲流：按照出现的时间，分别是编辑流、社交流、算法流，最后谈到了“三流合一”的问题。

第四章讲审核：它位于源、流之间，相当于污水处理场，是把握内容导向和安全的手段。

第五章讲App：源与流在App上完成转化，内容创作者和阅读者在App上进行沟通，它是媒体的一种表现形式，如何运营App是本章重点。

第六章讲源流说的应用：包括媒体核心竞争力的塑造、媒体融合操作要点、舆情的引导与处置，以及疫情中的数据分析、处置建议。

图注：2016年11月，深圳大梅沙，吴晨光在中国改革论坛上演讲。其间第一次提出信息生产和分发的概念，是为“源流说”雏形。

我很庆幸自己在22年的媒体生涯里留下些东西，包括此前的积累和思考。比如，对诗词的背诵与理解成就了书中《写作说：句秀、骨秀、神秀》这篇文章。我还翻阅了大量业务笔记——2002年到《南方周末》以后，就开始以邮件形式保存了资料；2012年到搜狐后，坚持每天写工作日志，一年半从不间断；而在一点资讯，则留下了大量的周报以及重要工作完成后的总结。其中的一部分，已形成文章发布在“一点晨光”公众号上，另一些则在这次的书籍整理中首次披露。粗粗算来，这些年写下的总结类文字应该在150万字左右，不少于我的原创报道。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在整理这些笔记时，并不如烟的往事也扑面而来：五道口那条尘土飞扬的小路和每周必住三晚的七天酒店；在搜狐媒体融合变革中领悟了“用户”含义时的仰天大笑；深圳大梅沙海边萌生“源与流”想法时的悲喜交加；一点资讯获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时的泪流满面；以及辞去一点资讯总编辑时为同事们讲的“最后一课”……两个十年磨剑、三个“七年之痒”，最终成就“源流说”。

从业22年，从一个连导语都不知为何物的工科毕业生成长为总编辑，从《超越门户》《自媒体之道》再到《源流说》，我们的努力是为什么？《源流说》中所列举的技术手段，研究它们的意义又是什么？

在那个终生难忘的深夜，我增补了“内容生产与分发的44条法则”的第四十四条：从源到流，再到“源流说”，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理论体系？内容生产、内容分发、内容风控、App运营技巧、媒体融合、舆情处置……这些技巧的价值又是什么？真实、真情、真理，才是传播的终极目标。我辈须铭记：有时候，一句真话的分量比整个世界还重。

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随着框架的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人被邀请加入。按照章节顺序， 一一致谢。

马昌博：《南方周末》前资深记者、编辑。现为中国第一知识短视频——“视知TV”创始人、CEO，《“两会”报道方法论》一文的作者。

傅剑锋：曾供职于《南方都市报》，曾任《南方周末》新闻中心资深记者、资深编辑，《侦破“神雕之死”》一文的作者。

兽爷（张育群）：微信公众号“兽楼处”创始人。出自这个公众号的《疫苗之王》震动了中国。《新闻专业主义歇了吗》一文的作者。

李彬：搜狐网副总编辑。拥有近20年的门户网站从业经验，《编辑流：首页头条是如何确认的》一文的作者。

陈丽娜：新浪微博执行总编辑。她参与了新浪微博的创办工作，并供职于这家目前中国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10多年，她是《社交流：人传人是怎么造成的》一文的作者。

半佛仙人：知名自媒体人、内容风险控制高手，《系统拯救小红书》一文的作者。

岳建雄、干雄：前者现任爱奇艺副总裁，曾经与我在搜狐、凤凰网两度共事；后者也是我在搜狐的同事。两人合作完成了《“大河奔流”的秘密：解析用户增长模型》。

图注：《源流说》部分作者合影。其中第一排右三为本书策划编辑、人大社人文分社副社长翟江虹。

这几位合作伙伴中也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我回答：一是多年的积累最终要有结果；另外，也是对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段的记录——这是我辈能尽到的一点点责任。

在某一个节点，一位小人物可能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站出来，完成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无法忘记的事情。这样的人是不是英雄、是不是可以被树碑立传已经不再重要，他们真正的价值，是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意无意地去写下类似使命、责任的字样。而这些人性中最宝贵的精神，终将汇成一股洪流，滚滚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