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是当今多产和受尊敬的学者之一，他为我们理解信息和通信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新的通信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互联网已成为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宝贵工具。然而，随着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动更多地通过数字媒体进行，创造网络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卡斯特论媒介》这本书介绍了卡斯特提出的关于网络社会的原始理论，并鼓励读者使用这些理论来帮助理解数字媒体和社交网络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现任洛杉矶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传播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及政策、规划和开发学院共聘教授。他最著名的学术作品就是《信息时代》三部曲。《互联网星系》《传播权力》是另外两本影响力巨大的著作。

菲利普·N.霍华德（Philip N. Howard），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数字新闻中心研究员。他的研究成果曾多次被《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国际媒体关注。

1. 网络社会理论

不研究媒介技术，就不能理解社会。技术和社会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技术不能决定社会，社会也不会被动适应技术的变化，两者是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电子媒介技术改变了人类的创作方式，并且带来了新的知识。电子革命去中心化、整合和加速社会互动，也导致了技术融合。媒介技术和社会秩序一起发展演进，相互影响，相互建构。

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所谓信息社会，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解释信息在经济发展和信息工作者阶层崛起的重要作用。

若干新的结构出现就会形成网络，也就是媒介网络。信息生产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的网络中，线上的媒介可以有效地将信息分发给更多的人，这对人类经济和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 媒介经济

新的信息技术对经济有着巨大的影响，互联网颠覆了之前的市场运作方式，形成了独特的经济组织形式，如小型互联网公司、软件公司和电子游戏公司。在部分学者眼中人类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是一种线性的历史进步观点，但是在卡斯特眼中应该把经济发展视为一种组织形式的演变，而不是一系列阶段。信息技术不可能是经济全球化的特定而又独立的原因，但它是经济全球化的媒介。

信息技术改变了公司的组织方式，尤其是对于数字媒介有关的企业，这些新的公司可以自我组织。卡斯特指出，利用互联网参与生产过程的做法可以带来一定的效率。互联网将不同的创新单元连接起来，以便大规模地生产各种在线工具。新型互联网公司还有一个特征：商品的设计和服务以用户为主。卡斯特认为，新的信息技术不仅是被使用的工具，而且是被开发的过程。目前流行的APP的价值不仅仅是它的使用价值，更在于开发中体现的社会价值。

自20世纪70年代后，北美、欧洲出现了新的经济体。管理信息、代码编写成为了新的财富来源。新型互联网公司的管理模式也从垂直的等级结构变得越来越扁平。网络化企业可以在短时间内将适合于短期生产力的材料和人才整合于某个重点产品。

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压缩了社会空间并克服了距离障碍。物理距离形成的障碍越来越小，距离不再决定传播的成本。数字网络公司不仅可以帮助公司应对供应链的问题，还可以应对搜集信息的挑战和远距离提供服务的挑战。

3. 文化产业与媒介

一直以来文化都很难被定义，文化究竟是什么？从网络视角看，文化是生产、消费、权力和体验之间的关系，以及支持这些关系的信息基础设施。卡斯特热衷于解释人们生产和消费文化的结构性变化。在卡斯特看来信息社会主要有三种特定的文化。

首先，信息社会的特定文化就是技术精英文化。设计和开发软件的程序员、算法工程师像大部分科学家一样有一套学术规范。典型的技术精英聚集在硅谷、中关村这样的地方。这部分顶尖的技术精英重视对新知识的追求，看中开发产品对未来的影响。

第二种特定的文化是“黑客文化”。黑客在拆分和重组信息技术的过程中获得了享受。某种程度上讲，互联网的技术精英希望构建一个完整的商业链条，黑客则是坚强的互联网软件开放者。“黑客文化”信奉的是信息自由。

信息社会的第三种文化是虚拟文化。维基百科既是技术精英社区的案例，也是虚拟社区的范例。今天的年轻人在互联网上可以找到各种有趣的亚文化社区，在虚拟社区中找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这就使得大部分互联网文化表达都被封装在一个象征性的文本之中，这个超文本使得制作者可以通过各种技术向“窄受众”分发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