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本是同根     湘淮对决

李鸿章也算是一代名臣，虽然在性格方面与左宗棠有很大差异，同时他也觉得左宗棠一贯是高己卑人，刚愎自用，对左的为人处事方式很不爽。

但是，两人毕竟认识了几十年，又都是出身“湘军”阵营，不看僧面看佛面，所以还有一丝香火之情。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当前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政见分歧虽然很大，但依然属于“经世派”内部纷争的范畴。他们两人都还是深刻推崇“经世致用”学说的。

左李两人作为湘军原本体系中的骨干角色，在两大巨头胡林翼和曾国藩先后去世之后，理所当然地分别成为了“湘军系”以及衍生出的“淮军系”领袖。

湘军分化之后，不同派系的政见有分歧，政治斗争就会成为派系的本能。但是，斗争归斗争，大体上还是有底线的，这样下辣手对付已经年过古稀的左宗棠，李鸿章内心深处认为还需要斟酌斟酌。

李鸿章沉吟了一下，充满感情地说道：“我跟左季高（左宗棠）都是出身于‘湘军幕府’，认识超过三十年了。后来，我们虽然政见分歧很大，但是真走到你死我活这一步想想也令人感伤。

公正来说，左季高虽然言语刻薄，脾气很臭，性格偏执，但是有时确实是对事不对人。前些年我治理永定河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他也不计前嫌地帮助我解决了。再说，他正在前线抗击法国，如果我暗中对付他，有点于心不忍哪！”

盛宣怀闻言登时急了，激动地站起来说道：“老大人，政治向来是讲究‘党同伐异’——我心里很认同你，但是关键时刻即使流着眼泪该捅刀子的时候还是要捅啊。

明太祖朱元璋有一句话说得好——‘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这才是政治的本质。荃公，关键时刻您可千万不能有妇人之仁，机不可失啊。”

李鸿章摆摆手，仰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回想自己与左宗棠几十年来的恩怨纠葛，前尘往事历历在目——“小李子，李二胖，你们淮军会打什么仗？在湘军阵营里跟我们争辩湘军和淮军谁更能打，我看你真是太愚蠢了，哈哈。”

盛宣怀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丝毫不敢打断李鸿章的思路。良久之后，李鸿章才终于下定决心：“杏荪说的对，政治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对错，既然走上了这条路，我别无选择。

我有自己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而这些只有掌握更大的权力才能实现。政治没有仁慈的余地，历史上因为妇人之仁而一败涂地的例子不胜枚举，我李鸿章绝不能加入到这个阵营。”

把前因后果考虑清楚之后，李鸿章渐渐地回过神来。他眯着眼睛问了盛宣怀一句：“搞一下？”盛宣怀双眼射出阴狠的光芒，坚定地说道：“搞一下！”

既然方向已定，李鸿章也就把情绪波动都压到心底，瞬间恢复到政治强人的思维模式。他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平静地说道：“那就搞一下吧，先说说你的看法。”

层层布局     滴水不漏

盛宣怀兴奋地搓着双手，站起来说道：“老大人，胡雪岩最喜欢玩‘八个坛子七个盖’的把戏，这种方式虽然能够增加头寸（资金）的利用效率，快速地搭建起体系的架子，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头寸（资金）绷得太紧，每一步都必须按部就班才能够顺利运转。

目前，胡雪岩的体系主要依托于阜康钱庄，各个产业之间联系过于紧密，我们只要把阜康钱庄击垮，就会导致他的体系雪崩。

他现在一方面源源不断地筹集资金支援西征，另一方面又在上海做洋庄垄断生丝，头寸（现金）极为紧张。

关键是这其中有一部分资金是由胡雪岩担保向外国洋行借贷的，都有严格的约定归还日期。

洋人对这方面的规矩看得尤其重要，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可乘之机。荃公，我的大体思路是这样的。

第一步，我们把自己手里以及友好商家囤积的生丝全部低价脱手，因为胡雪岩要垄断生丝货源与洋人硬抗，所以他一定会接手，这样就会让他大量的钱庄现金变成货物积压。

同时，我们联系洋行坚持不收他的生丝。只要熬过这段时间，“生丝洋庄”肯定崩盘，这个对洋人也会有利，所以不愁他们不答应。

再说，西方各国前两年闹所谓的“经济危机”，生丝需求量大减，洋行的压力也没有以前那么大。可笑胡雪岩连这点信息都不知道还敢做洋庄搞垄断，真是忘乎所以。

第二步，近期阜康钱庄经办的洋款刚好到期，原本需要海关协饷运抵支付。我们可让上海道邵友濂拖延解运海关协饷，声明只是因故把时间拖延几日，这样不会引起胡雪岩的警觉。

因为洋行的规定是死的，所以胡雪岩肯定会暂时从阜康钱庄拆借，这样就会让阜康的资金储备雪上加霜。

第三步，我们开始把自己和友好商家手里的大额存单进行提现，同时雇佣闲汉到上海阜康钱庄分号“挤兑”，并大造声势引起储户的恐慌心理。

同时，我们联手洋行不让他们拆借资金给阜康，并在洋报纸上大张旗鼓地宣扬阜康钱庄的兑付危机。

现在江南开埠，报纸的传播影响力越来越大，肯定会造成一大波的挤兑风潮。

第四步，我们派人到京城去宣扬阜康钱庄的挤兑危机，让朝廷那些大员们开始大额取现，墙倒众人推。

这种半官方的行为杀伤力尤其巨大，会从另一个侧面证明阜康钱庄出现危机，从而打击储户的信心，为我们下一步攻击杭州阜康总行奠定基础。

第五步，阜康挤兑风波如果愈演愈烈，超出胡雪岩的控制范围，他一定会向左季高（左宗棠）求救。

目前左季高在福州鞭长莫及，我们必须利用掌控的电报局把胡雪岩的所有电报全部扣下，短时间内绝不允许他的任何一封电报发出去，从而为我们的整体布局赢得时间。

这一步至关重要，否则以左季高目前的声望，他可以运用的资源太多，会导致产生巨大的变数。我们只有造成胡雪岩商业体系的破产事实并引起巨大的朝野危害，才能让他没有翻身之地，从而断去左宗棠一臂。”

李鸿章意外地开了盛宣怀一眼，发现整个计划条理分明，滴水不漏，就知道他为了等待这一天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

于是，他摆了摆手，轻松地说道：“杏荪，想不到你小子早就有了周密的计划。坊间称你为未来‘淮军钱袋子’，而胡光墉被称为‘湘军钱袋子’，看来你们是天生的对手，哈哈。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有点意思！你去办吧。记住，这件事只是你和胡光墉之间的事，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盛宣怀连忙点头应是，心里腹诽道：“老大，你这完全是掩耳盗铃。你即使再不承认，明眼人谁不知道后面有你的影子。事关重大，没有你的吩咐别人怎么敢随便伸手挑起这滔天巨浪？得，领导一歪嘴，下属跑断腿，也许到时不仅没功劳还要背黑锅，命苦啊。”

心里虽然有点腹诽，但是盛宣怀的脸上还是堆满了真诚的微笑。他接着又说道：“老大人，最近卑职又兴办了几家洋务企业，并以别人的名义帮您入了一些股份。现在有了一些红利，不知道这个要挂到谁的名下。”

李鸿章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严肃地说道：“杏荪，以后这些小事你就不要问我了，自己看着办吧。记得国事为重，可以公私兼顾，但切不可因蝇头小利而致大害。”盛宣怀神情一凛，唯唯称诺。

通过缜密布局，阜康钱庄果然不出所料地迅速倒闭清算，并导致了胡雪岩商业体系的崩塌，左宗棠和胡雪岩因此先后郁郁而终。

李鸿章失去了最主要的政敌之后势力更加膨胀，他在“淮军系”已经成型的情况下，决定另外打造一支力量进行体系内的制衡。

北洋体系     甲午战败

光绪十四年（1888）12月17日，“北洋水师”在山东威海卫正式成立，同日颁布施行《北洋海军章程》。 

北洋水师是以雪帅彭玉麟当年创建的长江水师（湘军水师）为骨架建立的，拥有大小军舰共25艘，辅助军舰50艘，运输船30艘，官兵4000余人。

这是中国建立的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同时也是清朝建立的四支近代海军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一支。根据当年《美国海军年鉴》排名，北洋水师的舰队实力排名东亚第一，世界第九。

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北洋水师的横空出世是多年以来“经世派”开展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

有鉴于此，李鸿章更是利用自己在大清朝廷的影响力和圆熟的政治手腕大力扶持“北洋系”，打压“南洋水师”等其它水师力量，从而使得“北洋水师”在中国的水师中一家独大。

就在李鸿章为“北洋系”的实力不断壮大而志得意满之时，“甲午中日战争”的惨烈结果给了他当头棒喝。

北洋水师的上层骨干除了水师提督丁汝昌是安徽人，邓世昌是广东人外，其他的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方伯谦、林永升、黄建勋、林履中、杨用霖等人全部原籍福建，并且都是出自左宗棠和沈葆桢（林则徐女婿）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

因此，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也把福建的水师精英一网打尽，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福建——这个洋务运动的重要发起地在近代的历史上一蹶不振。这是题外话。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全权大臣，赶赴日本议和。

尽管出发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是他仍然期盼能够为国家争取一些利益，因此与日方代表伊藤博文等人反复辩论。

但是，俗话说的好，弱国无外交。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极为现实的，没有在战场上获得的利益更不可能在谈判桌上获得。尽管李鸿章旁征博引，口若悬河，但依然丝毫不能改变谈判的结果。

时间逐渐流逝，而谈判却没有进展。李鸿章在最后关头曾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道：“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就在谈判团都快要绝望的时候，第三次谈判后意外突然发生，李鸿章在回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为之哗然。

日方因此在国际上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为了挽回声誉，他们总算愿意在和谈条件上稍有让步。

后世诸人因此对李鸿章在谈判中的表现赞誉中带着讽刺，认为他“一把骨头一把泪为清政府省下1亿两白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1000亿元），为清政府的苟延残喘做出了极大贡献。”

对于李鸿章来说，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和《马关条约》的签订瞬时让他的声望从巅峰跌入低谷，朝野舆论把他从“中兴名臣、洋务领袖”的云端高台上拽到了“祸国殃民、卖国奸贼”的水底深渊。

而李鸿章也终于体会到当年恩师曾国藩内心的痛苦——毕生的努力毁于一旦，是多么地令人绝望！

《马关条约》的签订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人发动“公车上书”掀起了维新变法的高潮。

国内民愤四起，而又不能指责以慈禧为首的大清朝廷倾尽国库筹备万寿庆典，所以朝野上下都将矛头指向了李鸿章，把他作为丧权辱国的罪魁祸首。

李鸿章因此成为大清朝廷的“替罪羊”，被解除了位居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委员兼河北省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兼大军区司令）的职务，投置闲散。

义和运动    东南互保

光绪二十六年（1900）6月，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英美等国担忧这场动乱波及其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便策动两江总督（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委员兼江苏、安徽、江西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兼两江大军区司令）刘坤一、湖广总督（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南、湖北省委书记兼两湖大军区司令）张之洞等与列强合作，经过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

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李鸿章等地方督抚对西方列强的实力和义和团运动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大家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

同时，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秘密议定：“如果北京失守，皇帝和太后身有不测，就由李鸿章出任总统支撑局面，维持江南的半壁江山”。

在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人立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史称“东南互保”。

他们宣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大张旗鼓地抵制“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篇幅所限，留待后述）

下期导读：

为什么说“东南互保”运动是晚清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折点？而李鸿章又应该有怎样相对客观的历史评价？

请看下期文章《薪尽火传，功过难评的名臣李鸿章（终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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