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动的沙特,谁才是当下真正掌权者?
躁动的沙特,谁才是当下真正掌权者?
倡导解禁女性驾车的活动家被捕入狱、与加拿大爆发外交冲突、巴以问题立场出现反复、阿美IPO曲终人散……
这些看似独立的事件,在这个躁动的夏日里被牵扯扭结到了一起,让外界感受到了沙特内部的不安,许多人开始关注,年轻的改革者对国家权力的掌控是否出人意料地脆弱?
以继承王位为目标的Muhammad bin Salman是否有能力驾驭国内、地区乃至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的挑战? 经历了这一个狂躁的夏日后,我们究竟会看到一个怎样的沙特:
是国王萨勒曼重新走上前台,还是王储在挑战中克服各种阻碍成为一个更加难以被束缚的强势领导人?
今年春天,年轻的Muhammad bin Salman首次以沙特王储的身份,头顶着“将沙特带向现代化温和伊斯兰教国家”的改革者光环,对美国进行了为期4周的漫长访问。
从美国东岸到西岸,这位精力旺盛的王储集体会见了华尔街的各位寡头大佬,不停暗示有意选择纽约作为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即沙特阿美 Saudi Aramco)海外IPO上市地点,努力说服后者认可该公司2万亿美元的估值,以期顺利推进这一史上最大规模IPO,为其实施雄心勃勃的“2030愿景”改革计划筹措资金;
在接受美媒专访谈及巴以和平进程时罕见表示,“以色列人有权在自己的土地上和平生活”,一石激起千层浪,加之此前风传他本人持续施压巴勒斯坦总统Mahmoud Abbas接受美国调解方案,引发外界对于沙特抛弃巴勒斯坦的忧虑。
随后,电影院如期开放、女性驾车禁令被解除等都让外界对于王室年轻一代带动古老、保守的石油王国不断走向开化充满了期待。
然而当夏季真正来临后,倡导解禁女性驾车的活动家被捕入狱、与加拿大爆发外交冲突、巴以问题立场出现反复、阿美IPO曲终人散……
这些看似独立的事件,在这个躁动的夏日里被牵扯扭结到了一起,让外界感受到了沙特内部的不安,许多人开始关注,年轻的改革者对国家权力的掌控是否出人意料地脆弱?
以继承王位为目标的Muhammad bin Salman是否有能力驾驭国内、地区乃至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的挑战?
进一步来看,今年夏天发生的一系列近乎180度转折的事件是否预示着,在内部制衡体系彻底被打破后的沙特王室内部,激进推行改革的王储本人已经失势?究竟谁才是当下沙特的真正掌权者?
1
阿美IPO烟消云散
根据路透社(Reuters)近日的独家报道,阿美IPO计划被国王萨勒曼强行叫停。
据知情人士透露,国王萨勒曼于今年斋月期间先后咨询了多位王室成员、银行家和包括1名阿美前CEO在内的高管人士,认为将阿美公司股份挂牌上市的IPO计划,特别是海外上市后将被迫披露该公司财务细节状况的有关要求,将对沙特国家利益构成损害,因此通过国王办公厅直接发出指令,要求终止IPO的有关工作,并宣布这一决定为“最终决定”,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沙特能源、工业与矿产大臣Khalid al-Falih旋即回应称,政府始终致力于推进IPO计划进展,但未设定具体日期。他还重申,萨勒曼国王已指定王储牵头,由能源、财政和经济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负责管理IPO事宜,并就IPO的性质和时机向沙特内阁提出建议。因此,他本人对于路透社的独家报道感到匪夷所思。
其实,而这次传出萨勒曼国王亲自说“No”,无疑宣告了这出自2016年1月以来上演的肥皂剧曲终人散。
毫无疑问,阿美IPO被叫停是对“2030愿景”改革计划的重大打击,不仅影响到沙特政府助力国内非石油经济产业发展、降低对化石能源产业的依赖的改革进程,还引发外界对于利雅得方面改革计划执行力、兑现提高政策透明度承诺的意愿与能力产生了质疑。
受此影响,自今年6月中旬围绕阿美IPO谣言风起至今的8周时间里,外国投资者抛售沙特股票,从该国股市Tadawul中撤离资金约1.76亿美元,股指较今年7月的峰值下跌5.8%。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此前明晟(MSCI)宣布将沙特股市纳入其新兴市场指数后的8周时间里,外国投资者在沙特股市净投入1.53亿美元。
不仅是外资在撤出,Standard Chartered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1季度,沙特民间对外国资产投资金额达到144亿美元,为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
而根据JPMorgan预测,2018年沙特民间资本外流总额可达650亿美元,约占该国GDP的8.4%。有消息传出,沙特政府正不断加强对国内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等的管制来阻止资本外流。
无论沙特政府下一步如何利用阿美或基础工业公司(SABIC)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辗转腾挪筹集资金,资本外流的趋势似乎仍将难以扭转,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不仅包括阿美IPO的泡汤,接下来的人权活动家被捕及与加拿大的外交纠纷、巴以问题立场上的反复变化等都是引发外界对于沙特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性担忧的因素之一。
2
人权问题与外交纠纷
相比经济改革,王储Muhammad bin Salman推行的“2030愿景”改革计划中最成效显著且声名远扬的领域就是社会改革,特别是在改善沙特国内女性权益方面。
至少在表面上,这些改革举措放开了沙特女性进入公共空间的权利。除了解除女性驾车禁令外,年轻的改革者还出台政策限制“惩恶扬善委员会”及其下辖宗教警察的权力,批准女歌手举行公开演唱会,允许女性进入体育馆观看赛事等,并开放多个行业领域鼓励女性就业,在政府和企业出现了一批女性担任高管职务。
所有这一切都让沙特内外欢欣鼓舞,即便是常常带着有色眼镜批判沙特改革政策的西方媒体,也不得不认可当地社会改革的成就,似乎一切都在朝着乐观的方向前进。
但这一切并不能掩盖残酷的现实。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现年28岁的女性活动家Loujain al-Hathloul于今年3月被捕,她以为沙特女性争取合法权益而闻名。
除此以外,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国际知名女性学者Hatoon al-Fassi前不久在准备行使其驾车权利时被捕至今,什叶派女权人士Israa al-Ghomgham及其丈夫Moussa al-Hashem因参与沙特东部地区抗议活动被传将被沙特司法机构判处死刑。
上述事件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加拿大总理Justin Trudeau亲自喊话表达关注,加拿大驻沙特使馆更在推特上发文,公开呼吁沙特政府释放女权活动家Samar al-Badawi,引发两国间重大外交纠纷。
3
到底哪里出了错?
这些社会改革方面出现的180度反转,揭开的是王储及萨勒曼国王在解放女性权益问题上的狭隘愿景。对于沙特王室而言,允许女性进入公共领域,首先是被迫接受社会发展进程的现实需要:
愈来愈多的沙特女性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接受过海外更为开放、世俗的生活氛围熏陶,同时对于争取社会及政治权利抱有野心。而沙特现行剥夺女性应有权利的做法,无疑将疏远民众,拉开王室与民众间的距离并制造隔阂。
其次,在推进“2030愿景”改革计划过程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可作为优质劳动力来源,降低沙特多个产业部门对于外籍劳务的倚赖,有助于实现经济多元化。
但坦白地讲,沙特王室仅仅需要借助女性的力量,却不希望听到女性活动家们独立自主的声音。
也就是说,决定沙特改革性质和步伐的只是且只能是王室。只有在王室是改革唯一代言人的前提下,沙特的当权者才会信任和推进改革。因此,那些不甘于改革进展而表达异见、争取更多权益的女性活动家必将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从禁言至投入监狱。
同时还应看到,沙特社会改革的作用及影响不宜过度放大。
从政治上看,解除女性禁驾令意味着宗教保守势力在沙特国家经济和社会事务中的影响被削弱,但绝不意味着王室的沙特家族(al-Saud)与瓦哈比教派之间彻底割裂,维护统治的合法性仍要求二者继续维持联盟关系,因此不能就此判断沙特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开放和自由,反倒是象征着萨勒曼父子威权统治的不断强化,政治上的反对声音将遭到毫不手软的打压。
从经济上看,解除女性禁驾令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女性就业的障碍,有利于提高其在劳动中的参与度和作为消费者的消费能力。
但沙特女性就业仍面临着文化和监管方面的多重壁垒,比如仍需要男性监护人的授权才能工作,在一些被认为危害健康或在工作环境中涉及与异性交往的工作领域仍禁止女性参与。
此外,沙特不佳的经济表现也制约了该国女性的就业发展空间。
自“2030愿景”出台以来,沙特政府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经济难以创造足够就业机会,而女性受此影响最大。
沙特官方统计显示,该国女性失业率高达33.1%,而男性失业率仅为7.4%。考虑到沙特经济恢复强劲增长的动能不足,未来数年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速度仍会较慢。
4
巴以问题立场的反复
早在去年12月,巴勒斯坦官员就曾告知路透社,沙特王储Muhammad bin Salman一直在向巴勒斯坦总统Mahmoud Abbas本人施压,要求其接受美国制定的计划,放弃在1948-1967年因战争逃离家园的巴勒斯坦难民返回被占领土的权利。
随后,沙特王储就在美国媒体面前发表了“以色列人有权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争议言论。
这无疑背离了沙特政府在2002年提出的《阿拉伯和平倡议(Arab Peace Initiative)》,该倡议要求以色列完全撤出1967年战争占领土地、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以实现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针对外界担忧沙特背叛巴勒斯坦的种种非议,萨勒曼国王直接出面,向巴勒斯坦Mahmoud Abbas私下表示,决不会支持任何未能妥善解决耶路撒冷地位和难民重返家园权利的中东和平计划。
据巴勒斯坦驻沙特大使Basem al-Agha透露,萨勒曼国王在对话中强调,“我们不会抛弃你…...你接受的就是我们所接受的,你拒绝的也就是我们所拒绝的”。
为此,他将今年上半年于达兰举行的阿盟峰会改名为“耶路撒冷峰会”,并宣布沙特将向巴勒斯坦人提供2亿美元援助。
萨勒曼国王十分在意自己的历史地位,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于阿美IPO的审慎态度上,在更为敏感的巴以问题上,更不愿背负历史骂名。
鉴于耶路撒冷对于穆斯林的重要性,沙特历任国王都在不同程度上选择站在巴勒斯坦一边。开国君主伊本·沙特在“昆西号”巡洋舰上与罗斯福总统会面时,就直截了当地否决了后者希望在耶路撒冷为犹太人复国的提议,并坚称,“让敌人和压迫者们为其残暴行为付出代价,这是我们阿拉伯人对待战争的态度。
需要为欧洲的犹太人做出补偿的,应是那些轴心国的有罪之人,而非作为无辜旁观者的阿拉伯人。如果这些欧洲犹太人的家园被彻底摧毁,在原来的家园无法谋生,那就应该让奴役他们的轴心国为他们提供生存空间”。
在特朗普总统去年5月成功访沙后,萨勒曼国王虽在伊朗等问题上与美方保持立场高度一致,但无意在巴以问题上跨越此前历任国王所划定的“红线”。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特朗普总统女婿兼高级顾问Jared Kushner、美国中东问题特使Jason Greenblatt访问沙特推销其中东和平计划时,萨勒曼国王并未允许王储与美方单独会面,而是要求王储在其注视下与美方商讨巴以和平进程。
《沙特外交政策:冲突与合作(Saudi Arabian Foreign Policy: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一书作者Neil Patrick认为,美方提出的所谓全面建议跨越了太多的红线,例如:
不承认东耶路撒冷为未来巴勒斯坦国首都,回避难民重返家园权利和冻结以色列新建定居点等关键问题,以及将加沙地带置于埃及管控之下等。而沙特王储此前的一系列“政治鲁莽做法”已引起了萨勒曼国王的担忧。
如同阿美IPO问题一样,萨勒曼国王是沙特政府在巴以问题上的最终决策者,而非王储。
因此,王储Muhammad bin Salman即便与Jared Kushner私交再好,也仅仅只能做到不公开反对其带来的美国方案,更不敢为此再做出任何出格的表态。
5
王储造时势 or vice versa
© Provided by The Saudi Gazette
“2030愿景”改革计划究竟是沙特在后石油时代的历史性尝试,还是野心勃勃的王储借此寻求登上王位的工具?
从Muhammad bin Salman取代Muhammad bin Nayef成为王储以来的一系列巩固自身权力根基的做法来看,答案似乎已显而易见。
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在两年前,为应对国际油价下滑和国内人口结构变化,年轻且从政时间短的Muhammad bin Salman是正承受巨大压力的沙特王室眼中,毫无“原罪”负担,可大刀阔斧尽快推行改革措施的最合适人选。
王储及其团队试图重整沙特国内政治经济秩序的速度快到令人担忧,同时未能充分考虑到改革计划的潜在政治后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东北非局长Masood Ahmed指出,“经济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对以更慢但更可持续的速度推进”。
众所周知,沙特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存在诸多长期的结构性障碍,克服这些障碍可能需要几代人凭借强大的政治意愿、与时俱进的灵活度以及公众对改革的接受度。
但现在,无论是以阿美IPO为核心的经济改革,还是以解放妇女权益为代表的社会改革,都已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未能实现既定政策目标。
整个“2030愿景”正在呈现出这样一个画面:
政府开支加速增长、国家经济增速低迷、私人投资者信心不足、劳动生产率仍然地下,虽然外籍劳务因税费提高而大量离境,但国内企业仍被迫适应新法规要求,为“本地化”要求追加用工成本,整个劳动力市场不断萎缩。
对此,沙特政府的应对方法是继续借贷,利用发债融资满足推动“2030愿景”的资金需求,特别是利用阿美和基础工业公司这样的国有企业玩弄资本游戏。
资本游戏虽在继续,但这场Muhammad bin Salman自上而下设计并亲自上阵的独舞,已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王储本人在沙特国内、中东地区乃至国际上的个人形象。
外界无法预知,他是否有足够的耐心或能力去适应这个保守的石油王国的缓慢转变。
更严峻的是,萨勒曼国王是否会给他足够的时间去完成这些改革?
自2015年萨勒曼国王登基以来,撤换王储、国内反腐已经打破了沙特王室内部的制衡体系,现王储Muhammad bin Salman不仅仅被视为沙特改革计划的“总设计师”,还被有意无意地称作是沙特的“实际掌权者”。
的确,从沙特王室内部消息显示,王储本人仍得到萨勒曼国王的信任,父子感情总体良好。
但国王认为,沙特当前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如何维持国内长期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争取民众对王室和政府的支持。
王储过于年轻自信且欠缺管理经验,对沙特现行制度运行情况不够了解,凭他目前的能力和威望,尚未做好接班准备。
如任由其仓促强推改革,不仅无法有效解决沙特国内政治经济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还可能产生南辕北辙般的后果,激化矛盾。因此,萨勒曼国王十分担心王储成为刚愎自用的独裁者,而非英明的领导人。
此前,有分析人士套用上世纪70年代的沙特历史,将萨勒曼父子之间的关系类比为当时的哈立德国王与王储法赫德之间的关系(当然,后两者为兄弟关系),即健康状况不佳的国王仅是名义上的国家领导人,而行使日常国家管理职能的则是王储。
但实际上,萨勒曼国王近期的全面体检报告显示其身体状况良好,未来5年以内应该不会有大的健康问题,因此不可能在短期内将王位转交给Muhammad bin Salman。
如果萨勒曼国王再活10年,可能王位传承又会发生很大变化。
就好像美剧《纸牌屋》一样,Muhammad bin Salman面对的敌人不仅来自于家族外部,甚至其同父同母的兄弟亦有可能伺机而动。
有资料显示,Muhammad bin Salman是萨勒曼国王与其最宠爱的妻子Fahda bint Falah al-Hathleen之间的长子,因此得宠。但其母并不喜欢这位恃宠而骄的儿子,据传与幼子Rakan bin Salman企图以巫术暗害王储,因阴谋暴露而遭王储软禁。而这也正是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沙特王后遭软禁的消息由来。
毫无疑问,王储Muhammad bin Salman推行的改革政策已然受阻,他对于国家权力的掌控也不如外宣的那样有力。
在经历了这样一个狂躁的夏日后,我们究竟会看到一个怎样的沙特:
是国王萨勒曼重新走上前台,还是王储在挑战中克服各种阻碍成为一个更加难以被束缚的强势领导人?
似乎也只能让时间来告诉我们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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